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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崮:民间借贷金额小期限短,多数人可以接受高利率

发布时间:2020-10-09相关聚合阅读:

原标题:刘克崮:民间借贷金额小期限短,多数人可以接受高利率

出品 | 搜狐智库

编辑 | 郑青春

第八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暨 “小企业 大梦想”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普惠金融工作委员会学术指导小组组长,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刘克崮在会上指出,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否定了违法放贷,高利转贷,这对控制校园贷,维护金融秩序,遏制金融脱实向虚具有重要意义。
刘克崮称,新规会一定程度加剧小微经济体的融资难,不仅影响民间借贷行为,在现实中也影响正规金融组织的小微借贷,建议在新规实施落地的过程当中深入调研吸收国内外经验教训,防止一刀切,引导实际的利率适应现实中生产和消费借贷用途的差别,借贷供求关系的地区差别,借贷额度大小的主体差别,更好发挥民间借贷对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特别是个体生产经营。
刘克崮表示,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中国小微企业借贷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人为就可以消灭的。此外, 小微经济体融资需求率满足过低,民间借贷深度参与了小微企业的借贷市场,小微企业在面临紧急的资金短缺时,贷款的可获得性和及时性是最重要的,价格不是主要因素,民间借贷金额小期限短,高利率未必一定难以承受,多数是可以承受的。

以下为演讲原文: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新规否定了违法放贷、高利转贷等行为的法律效力[1],这对打击非法放贷、“套路贷”,控制“校园贷”,维护金融秩序,遏制金融脱实向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规还提出以LPR的4倍为标准来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了原来“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要发展普惠金融,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的指示精神,通过深入调研和综合各方意见,我们认为,新规对民间借贷利率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态度、较为单一的方法和较为陡峭的变幅,恐会减少小微金融供给,加剧小微经济体融资难,新规不仅影响民间借贷行为,在现实中也影响正规金融组织的小微借贷行为,建议在新规实施落地的过程中,深入调研吸收国内外经验教训,防止“一刀切”,引导实际利率适应现实中生产和消费借贷的用途差别、借贷供求关系的地区差别、借贷额度大小的主体差别,更好发挥民间借贷对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融资的补位服务作用。

一、民间借贷已成为中国小微企业借贷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小微经济体融资需求满足率过低

截至2020年4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覆盖率仅为23%。根据调研经验,小微经济体有融资需求的比例大约在70%左右,即使小额贷款公司等非存类地方金融组织能解决一部分需求,也至少有数千万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不借助民间借贷。

(二)民间借贷深度参与小微企业借贷市场

小微企业在面临紧急的经营性资金短缺时,贷款的可获得性和及时性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民间借贷金额小、期限短,高利率未必一定形成小微经济体难以承受的高利息。如,小部分资金高利率或可被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其他低成本资金稀释,或可随业务快速周转而摊薄,或急救过关后,快产销、快收入、快还款。因此,民间借贷至少在现实中发挥了一定的补位作用[2],已成为小微借贷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在市场机制调配下,小微借贷已形成了差异化的供给格局。从贷款获得的角度,可以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为四档:由银行服务的“头部”小微、由银行和非存类金融机构共同服务的“肩部”小微、由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服务的“腰部”小微、由民间借贷覆盖的“尾部”小微。对于“头部”小微,虽有额度相对充分的银行授信,但贷款过桥求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也在所难免;银行授信相对不足的“肩部”小微也会通过民间借贷来补足融资额度、完善贷款方案;“腰部”小微在面对融资不足经营停摆的关键时刻,会抓住一切便捷的融资机会解决可得性,民间借贷为不二选择;“尾部”小微本就无法获得正规金融组织的贷款服务,只能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融资。可见民间借贷已经深入参与了各层次小微企业借贷市场。因此,小微企业群体无论资质高低,客观上都存在从民间获取高利率信贷资金的可能性。

(三)民间借贷的消亡要靠正规金融的发展

从一些金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正规金融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融资群体。如德国的基层合作银行体系是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民间借贷几无生存空间,自然也就罕见民间借贷案件。新加坡如此,浙江台州也有此趋势。

二、多层次的小微借贷市场决定了多层次的小微借贷价格

(一)小微借贷市场存在利率因风险梯次性增加而上升的规律

1.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必然高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存类金融组织

民间借贷服务各层小微经济体中的尾部客户,风险最大、成本最高,其利率水平必然高于正规持牌放贷机构。由于市场结构化分层,不同放贷机构覆盖各层小微经济体中的不同客群,机构的资金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损失、管理成本等差异较大,借贷利率水平也呈现了从大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银行业金融机构、非存类金融组织、民间借贷依次升高的格局(如表1)。

2.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差异巨大,应给予其更高的利率容忍度

民间借贷服务小企业、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自雇自就业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各类经济体中的尾部客户,各类经济体之间的风险差异巨大、实际利率差异巨大,因此,应给予民间借贷更高的利率容忍度。

(二)相对较高利率是放贷人成本风险考量下的自然选择

在差异化的小微借贷市场中,非存款类金融组织和民间借贷对应服务的是信用风险较高和最高的两类实体经济,其管理运行成本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加之它们不能吸收存款,资金来源成本高、杠杆能力弱,导致利率水平相对银行较高。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是借贷双方长期博弈、政府有序引导下形成的理性而成熟的民间借贷市场,如表2所示,温州当前民间借贷1月期年化贷款利率为22%、3月期为18%,均超过了4倍LPR的司法保护上限,因此,目前的司法保护上限过低,会明显抑制民间放贷供给。

(三)合理高利率是生产经营用款主体可以承受的理性选择

相较消费贷用款主体,生产经营贷的用款主体是高度理性的,短期高利率贷款一般只在确能应急或产生可观利润时才会发生。因此,适当的高利率用款主体是可以接受的。

三、研究借鉴小微借贷利率调控的国际经验

(一)给予民间借贷利率更高的宽容度

在生产经营用款人可以接受高息、贷款人没有暴利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给予生产经营小微借贷利率较高的容忍度。由表3中9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可知,除荷兰、德国的利率保护上限略低于中国外,其余7个国家均高于中国,如加拿大最高达60%,而荷兰、德国利率保护上限虽然低,但是其基准利率为0%,德国的通货膨胀也是0%。因此,多数国家在市场基础利率处于低位甚至负利率水平、且通货膨胀率也较低的情况下,依然采取了十分包容的态度,给予利率保护上限充分的市场空间,其根本原因是贷款方之间和用款方之间的差异都很大,而我国不仅贷款方和用款方各自内部的差异比其他国家地区大,而且地区间的差异也很大,因此,我国对利率保护上限的包容度应更高。

数据来源:美国各州政府利率上限根据汤森路透法律信息平台收录法案整理,网址:https://statelaws.findlaw.com/(各州不同,但都生效较长时间。以新泽西州为例,2009年生效)、日本金融服务厅《贷款利率上限法案》(2006年生效)、香港《放债人条例》(1997年修订生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德国最高法院、荷兰民法典、韩国《信贷业法案》(Credit Business Act)、台湾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法国消费者法典(Consumer Code)等。

(二)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与LPR的关系并不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如表4所示,国外利率保护上限与LPR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9个国家中二者的倍数关系在7.2-33倍之间不等,均显著高于中国的4倍关系。因此,利率保护上限与LPR的关系用简单的倍数关系来界定是不合理的。

(三)调整保护上限应循序渐进,不宜过急

有鉴于中国对管理现代金融的实践经验,新规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由36%降至15.4%,下调了20.6个百分点,降幅达57%。目前,世界处于经济衰退和下行期,中国也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加之疫情冲击,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均面临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因此,目前政策应以稳妥为宜,循序渐进,不宜过急、过陡。

四、关于民间借贷新规实施操作的工作建议

(一)消费贷和生产经营贷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应区别对待

生活消费性民间借贷容易出现非理性问题,设定的4倍LPR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可有效减少消费者过度借贷、多头负债行为。

生产经营性借贷人的行为普遍是对自身经营进行理性评估后的决策,且民间借贷资金主要用来保障小微企业和生产个体的存续经营,它们的整体加权融资成本实际上不会高于单笔民间借贷成本[3]。因此,建议对生产经营性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给予更大的包容,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如表5所示。

(二)对生产经营类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给予省级高法一定的浮动权

如表5、6所示,美国各州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贷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化差异。因此,综合国际经验,考虑我国幅员辽阔、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国情,各地生产经营主体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预期和可接受程度差异较大,建议在最高法规定的全国统一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基础上,允许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在充分听取人民银行分行(或省会、首府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等)、银保监会省级监管局、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及省级工信委(厅)意见建议基础上,自主设定本省份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在4倍LPR基础上的上浮区间,但最高不能超过24%(含)。

(三)根据借贷额度的大小确定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民间借贷金额越小,对放款效率要求越高,管理难度越大,规模效益越差,风险弥补成本越高,利率水平自然越高。按照额度分类管理民间借贷利率可以提高监管的专业化、精准度和工作效率。国际成熟金融市场也有此做法。如表7所示,部分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的贷款额度,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贷款利率保护上限。

(四)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等“7+4”类地方金融组织不适用民间借贷新规

201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明确省政府设立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批和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等“7+4”类地方金融组织。但近两年各地在审理小额贷款公司等借贷纠纷时,存在法律适用不一的情况,有些地方仍按民间借贷案件处理。建议在本次新规实施操作中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等“7+4”类地方持牌金融组织不适用民间借贷新规,同时要抓紧出台《非存类放贷组织条例》和《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等行业法规。

五、其它相关工作建议

(一)加强行政和法律部门的协同

规范民间借贷秩序,需要金融行政和法律部门携手推动,具体如下:

1.加强金融市场的行政监管

充分发挥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在第一线的全程监管作用。我国小微金融监管法规和力量相对薄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小微金融法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尽快提升监管能力。要防止监管空白,要吸收P2P无人监管、无序发展的惨痛教训,对当前监管薄弱的投资公司、理财公司、产权交易所等尽快出台监管办法。

2.严厉打击非法黑暴放贷

高利贷、校园贷、套路贷、黑暴放贷等非法、欺诈行为,多为非持牌机构造成的借贷乱象,应严厉打击,要明确违法责任并量化惩罚规定,提高非法放贷行为的犯罪成本。此外,暴力催收等不合法追债、讨债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建议将这些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行为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范围,明确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管理。

(二)努力增加小微金融供给

1.大中小微金融机构要找准自己服务对象的定位,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2.应用线下线上各类信用信息新技术,提高金融覆盖率、降低融资成本。

3.尊重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尊重微观市场主体的财产和经营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包容市场价格弹性。

4.更好发挥货币金融财政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形成梯次、高效、协调有力的政策组合,包括降存准、再贷款,再贴现、减免税、坏账损失风险财政分担等。

5.改进小微金融业务监管,如,允许借新还旧不降低贷款风险分类等级、允许无还本续贷和合理展期、提高小微金融贷款不良容忍度、降低小微金融贷款风险权重、改单项坏账终身追究责任制为综合业绩评估制、尽职免责制等。